驱车直奔鸡足山，沿着盘山公路盘旋而上，驻足于十方丛林的大刹祝圣寺山门前，在此，我久久徘徊流连。我想起了李贽，想起了这个“中国第一思想犯”。

这里就是当年李贽旅次鸡足山，寓居的钵盂庵旧址。

是的，鸡足山是太遥远了，李贽当年要不是大老远地从福建跑到云南来做官，他与鸡足山肯定是无缘的了。

李贽50岁了，千里迢迢赴云南姚安做知府，做官做得不耐烦了，跑到鸡足山读佛经，听法师讲经谈禅。明万历六年、八年（1578、1580），先后两次登临鸡足山，寓居大觉寺、水月庵、钵盂庵，一住数月，不想下山。和他同时代的文学家袁中道说他厌恶官场簿书生活，“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李温陵传》）。他第二次离开鸡足山时，姚安知府任期未满，干脆就提前退职，从此不当官了。退职后，也不回老家福建泉州隐居，而是跑到湖北黄安、麻城讲学，开始他著述论道的生涯。不久，他又剃发为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到李贽辞官剃发的原因：“他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还说：“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用今天的话来说，李贽活脱脱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锋作家。这跟他两次上鸡足山“取经”脱不了干系。

鸡足山是李贽人生的一个拐点，说鸡足山成就了这位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一点也不为过。

李贽到云南来做官，和鸡足山的邂逅，是他命运中的一个传奇。后来在北京通州被人劾奏下诏狱，在镇抚司监狱中引颈自刎，死后就埋葬在通州的北关外。以“性灵说”著称于世的“公安派”三袁之一的散文家袁中道，对李贽极为推崇，特意撰写了《李温陵传》，满腔热情地赞颂李贽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李贽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独立思考，宦游二十余年，却不是一个政客。而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文人，则无异于一个政客。

400多年过去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李贽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有人称他为“中国第一思想犯”，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不过是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上个世纪50年代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就是通州人。有一次，周扬找他谈话，谈话中突然问到这位先哲，刘一时语塞，就因为刘绍棠说他没有读过李贽的书，当即受到周扬的申斥。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和刘绍棠同时代的作家李国文先生慨叹：“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李卓吾之死》）

鸡足山钵盂庵内曾建“李卓吾先生谈禅楼”以作纪念。此庵在清嘉庆后破败，清末民初改建为今之祝圣寺。

李贽在鸡足山留下的诗文有：《念佛答问》、《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和《钵盂庵听经喜雨》等。《二十分识》一文，正是他作为卓越思想家的学识胆略的表现。文中他不无自得地写道：“空山岑寂，长夜无声，偶论及此，一大快也！”并自信这“亦是鸡足山后来佳话”。晚年病中，他吟哦什么“名山大壑登临遍”的诗句时，一定想起他曾经流连往返的云南大理的鸡足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