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染 的 党 旗

    六十年前朝鲜战争爆发时，父亲还不到十五岁，是个大男孩。两年后，在县里工作的大哥的支持下，父亲瞒着爷爷奶奶虚报了年龄，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来到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父亲是1952年的夏天来到朝鲜前线的，那时正是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最为艰苦的时候。敌我双方的战线呈胶着状态，由于敌人在空中的优势，志愿军的后勤供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而父亲这批新兵大多被分到了后勤部队，父亲则被分到了志愿军十二军后勤部所属的一个担架连。入朝的第十天，父亲的副班长，一个山东藉的战士，就在他的眼前牺牲了。那天夜间在帐篷里，睡在父亲旁边的副班长忽然起身往外走，父亲知道他是外出小解，便也起身悄悄地跟着他往帐篷外的小树林走，副班长回头发现了父亲，笑笑说：“跟着我，注意蝴蝶弹。”蝴蝶弹是美国飞机投向我后方专门用以杀伤我后方人员的一种小型跳蚤弹，因类似蝴蝶状而被战士们称之为蝴蝶弹。不料副班长说了这话后没走几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走在父亲前面四、五米的他真的踩着了蝴蝶弹倒了下去。父亲一边大声呼喊着帐篷里的其他战士，一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将倒在血泊里的副班长抱在怀里，副班长的一条腿已经被炸断了，血汩汩的流着，不过神智还算清醒，不时的嘟嚷着：“怎么搞的，我还没上前线打美国鬼子呢，怎么就负了伤？”闻讯赶来的战士们七手八脚的给副班长紧急包扎了一下，便用卡车将他送往不远处的军医院，可在半路上，副班长就因失血过多牺牲了。临牺牲前，他把一张被鲜血染红的纸片交给父亲，让他转交给上级领导，那是副班长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副班长是父亲入朝后第一个在他眼前牺牲的战友，在以后许多次激烈残酷的战斗中，父亲目睹了越来越多的优秀战士在眼前一个一个的牺牲倒下。而最让父亲难以忘怀的，是在上甘岭战役快结束时牺牲的一位姓李的新婚才三天的女军医。

    那是1952年11月底的一天，艰苦的上甘岭战役快要以我军的最终胜利而告结束，此时父亲所在的担架连分成几个小组负责向我军的一个前线高地运送弹药补给，回来时再将前线的重伤员抬下来。为了途中随时可以救助伤员，每个组专门配备了一名军医随队前往，父亲这个组来的是位从志愿军后方医院刚调来的二十多岁的女军医，姓李，是上海人，人长得漂亮又很活泼。那天途中休息时，她从挎包里取出些糖果散发给战士们吃，父亲才知道她刚刚新婚三天，丈夫是师部的宣传干事，因为前方战事正酣，婚后的第二天，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就坚决要求上前线去，因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员就要战斗在第一线。这不，她还真的上来了。她告诉父亲，从医学院毕业后参加志愿军，她还是第一次上前线，但是一点儿都不觉得害怕。战士们却不忍心告诉她，在这条通往前线的路途中，由于敌人飞机大炮的拦截，已经牺牲了不知多少志愿军后勤部队的战士。

    在通往前线去的几条主要山谷的路上，敌人设置了好几道炮火封锁线，用飞机和远程大炮不定时的向这几个路段轰击，以图击断我军的后勤供给线，战士们只有乘敌人炮火的间隙冲过封锁线才能完成任务。那天夜里，父亲他们顺利的连续越过了几道封锁线，将弹药和粮食顺利的运上了前线。在敌人的炮火面前，李军医显得非常镇定，象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冲着被甩在屁股后面爆炸的炸弹直乐。

    第二天，一场暴风雪突如其来地袭来，为了赶时间抢救伤员的生命，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抬着伤员往后方医院赶。尽管呼啸而来的暴风雪给战士们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但大伙儿还是庆幸由于这场暴风雪至少使敌人的飞机不会再来骚扰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了。可没过多久，灾难还是发生了。在过第二道封锁线时，父亲的军棉帽突然被一阵风给刮跑了，父亲不得不放下担架回头去拣他的帽子，要知道朝鲜的冬天非常寒冷，头部没有棉帽捂着根本不行。所以任凭同父亲一起抬担架的班长在后面大声叫喊急得直跺脚，父亲还是将被风吹滚出二十多米远的帽子拣了回来，待他和班长急急忙忙的重新抬起担架准备追赶前面的队伍时，敌人的一阵排炮忽然呼啸而来，扑天盖地般的重重砸向他俩前面的队伍。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硝烟散去，父亲眼前的那支队伍已经不见了踪影。父亲和班长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惊呆了，愣了片刻，他俩都不约而同地跑上前去，然而已经很难找到烈士完整的躯体了。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俩找到了李军医，她被拦腰炸为两截，而她的上半截身体仍然伏在担架上，伏在已炸没了头的伤员的身躯上。显然，在炮弹袭来时，她是毫不犹豫地扑向伤员，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伤员的。望着眼前的这一切，望着被战友的鲜血染红的片片雪地，父亲的眼泪无声无息的流了下来......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父亲向组织上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来父亲所在的部队被编为高炮部队，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才回国。许多年过去了，父亲常和我谈起战争年代党员干部们带领大家冲锋陷阵的许多感人故事，如今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那些不幸牺牲的战友们，他告诉我，血染的党旗，一定会永远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