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在全区营造持续学习中共党史的浓厚氛围，我们在“官渡先锋”微信公众号开设“官渡区党史知识”专栏基础上，开辟“与您相约，一起学党史”专栏。本栏目将从今天起陆续推出中共云南历史、中共昆明历史中涉及的云南的新文化运动、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党史人物、党史事件、党史故事等内容，供大家学习参考。

张天虚(1911-1941.8.10)，原名张鹤，男，汉族，云南呈贡人，中共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张天虚故居位于昆明市呈贡区龙城街道办事处龙街社区老街中段，张天虚墓位于昆明市高峣村后山山腰处，该墓为圆形，共三级石阶层层收缩，最上一台正中立圆形墓碑正面是张冲题“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洱源萧荣勳书”。郭沫若先生为张天虚作墓志，铭赞其“铁轮有书”，并把他与聂耳同称为“西南二士”。

一、和聂耳相同的昆明至上海革命足迹

1911年12月，张天虚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村，1924年考入省立一中，参加了“云南青年努力会”，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春，张天虚考入东陆大学预科7班，与聂耳等一同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1929年，昆明北门街火药库发生“七一一”爆炸事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济难会”的领导下，与聂耳等人积极进行赈灾、募捐等活动。后又以“青年服务团”名义组织灾民召开大会，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惩办祸首，揭露云南当局企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会后，张天虚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中共党组织通知他迅速撤离，遂辍学回家。

1930年秋，张天虚离开昆明到达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除了经常在报端发表短文外，致力于《铁轮》的创作。两年后，经三易其稿，完成了47万余字的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该部小说揭露了军统治下旧中国农村社会的黑暗，茅盾将其称为是作者“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并由郭沫若作序后连载于《东流》丛刊。1933年，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大肆搜捕革命者和左翼人士。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天虚与“左联”的其他成员组织了“文总”示威游行，参与撰写了《重压下的文坛剪影》，发表于《文学新辑》，与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从日本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由于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1935年3月，张天虚奉上级指示离开中国上海到日本。张天虚和聂耳虽然天涯海角，相隔万里，但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信件往来从未间断过。1935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他一下火车，就乘汽车直奔张天虚的住所。老友异国相见更是激动无比，他们住在一起，畅叙别情，交谈对祖国革命事业美好前景的看法，并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古迹。

在东京，张天虚和聂耳仍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分别加入了“左联”东京支盟所属的“小说之家”和“戏剧之家”。在张天虚的引荐下，聂耳应邀参加了杜宣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艺术聚餐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严肃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演唱了他自己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歌曲。而张天虚则在根据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视察专员》中，扮演了邮政局长。之后，张天虚担任由“左联”流亡日本同志所创办的大型进步刊物《东流》的撰稿人和编辑。他还写过一些歌词，如《统一战线》《救国后备军》等，请聂耳谱曲，在会上演奏。

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两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竞成了他们的诀别。1935年7月17日，聂耳游泳时不幸遇难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滨，张天虚闻讯后，悲痛万分，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东京“左联”支盟组织召开了聂耳追悼会，在东京的中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写了挽联、诗歌、悼词。会上，由张天虚报告了聂耳的生平革命业绩和做出的贡献，后又主编第一部《聂耳纪念集》，收录了《聂耳传》聂耳日记、聂耳著名歌曲和与此相关的文章。1936年初，张天虚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交给专程赶到上海的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带回昆明，安葬在昆明西山。张天虚回到上海与茅盾相识，极被看重，视其为革命文坛上未来的一员战将，并一直保持通信至其终。

三、驰骋抗日战场的“战地记者”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共党组织派张天虚赴延安参加抗战。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为主任，张天虚任通讯股长，随八路军进入山西进行抗战活动，他创作了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张天虚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其间出版《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文集，反映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和反侵略战争的必胜信念，震动了读者的心灵，受到茅盾等人的高度评价，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1938年春，党中央和长江局派张天虚等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到滇军60军184师参加抗日活动。临行前，朱德亲自教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方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到滇军184师后，张天虚等人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他负责编辑《抗日军人》油印期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期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轮流值勤、巡逻，防敌特的潜入破坏。至武汉保卫战爆发的这半年时间里，他创作了《运河的血流》《血肉筑成的长城》《火网里》《杀进单城集》《指挥所里》《活捉铁乌龟》等多篇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发表于矛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和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后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9年，武汉沦陷后，张天虚因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被迫离军回昆，参加了“昆明文艺界抗战援后会”。他任《云南日报》编辑时，积极为副刊“南风”“南方”“抗战知识”写稿，发表《忆蒲风》《恋战场》等散文、诗歌作品。同年，中共党组织派他到南洋及缅甸，在仰光任华侨报《中国新报》编辑，他不顾肺疾严重，一年内发表社论、随笔百余篇，并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的初稿。1940年，张天虚因肺疾严重，不得不回乡疗养。其间，张天虚仍坚持写日记，写书信了解国家大事，朱德曾致函询其病情。张天虚不幸于1941年8月10日病逝，年仅29岁。

他在不足30年的生命旅程中，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卓越的，影响是深远的，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战友张子斋曾在张天虚去世后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张冲将军为之筑墓于昆明西山聂耳墓侧，郭沫若铭赞:“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四、与聂耳深厚的战友情

聂耳和张天虚，一位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一位在短暂的一生中写出了300多万字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是同乡挚友;他们一同在昆明学习、生活，接受革命进步思想;他们在风云如晦的上世纪30年代，同为民族的解放、民众的新生抗争、呐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仰，让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张天虚比聂耳仅大两个月，两人都出生于昆明，同时参加了昆明学生联合会，接受革命进步思想，共同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中。在此期间的交往中，他们俩成了好朋友、好同志。到上海后，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特别亲密。他俩都被吸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反动势力内外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将聂耳、张天虚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为了保护革命力量安排张天虚和聂耳相继东渡日本。

在日本，张天虚和聂耳曾同住一起，继续学习和进行革命文艺创作。聂耳不幸遇难后，张天虚亲自料理后事并把聂耳的骨灰护送回祖国。张天虚不幸在昆明去世后，其遗体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在九泉之下相聚。

聂耳与张天虚的革命友情，是在反抗反动阶级剥削压迫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阶级情，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民族情，是在开展共同的革命文艺创作中建立起来的艺术情，是在远离故土漂泊他乡的交往中永远割舍不了的家乡情，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结下的深厚战友情。

（摘自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书斋中走出的昆明革命烈士》，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