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叫李凤林，我从小没见过我的外公，外公唯一留给我的只有一张半身黑白照片，照片上外公年轻而帅气。小时候不懂事，问妈妈我为什么没有外公时，总能看见妈妈眼里的眼泪，长大后才知道，外公在我妈妈6岁时就不在了。我的爷爷叫李成章，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严肃、爱干净、话少、喜欢给我们做玩具的老爷爷，但他的事也很少有人对我们讲过。1985年，外婆收到外公恢复“边纵”人员的政治名誉文件后，我才从大人们口中听到了外公和爷爷的故事。

去年，我看到了《红色圭山》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外公的生平事迹。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外公的生平。我的外公是路南县维则村人。幼年时在维则小学读书，1929年考入昆明省立中学。在昆明读书期间，经常利用周末去拜访张冲，一起探讨民族矛盾、民主革命等问题。1936年，在张冲等人的倡导下，在路南维则创办云南省立圭山学校，当时，我外公负责筹建工作。学校建成后，外公参加了师训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任教。那时，我爷爷李成章与外公共同参与建校后也留下任教，爷爷为建校校牌所写的“云南省立圭山小学校长张世和监建”字样现收藏于维则小学中心学校校展览室。

《红色圭山》里记载着，1941年，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废区改乡，路南县政府委派外公担任圭山乡乡长、国民党圭山区分部主任、乡公所情报员等职。在担任乡长期间，曾多次邀请路南县教育局局长兼路南中学校长杨一波到圭山乡视察指导民办小学工作，使圭山的民办教育事业得到了良好发展。

1942年，日军侵入滇西，何现龙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指派回到云南。在路南圭山约见外公等人，向他们介绍延安抗大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在何现龙的教导下，外公积极支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到路南维则圭山学校开办暑期讲习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5年7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组成的少数民族服务队来到路南圭山，外公积极支持，协调工作，解决困难。服务队通过举办师训班、农民夜校、文艺演出、教唱进步歌曲、为群众治病等形式，开展民主进步、民族团结、抗日救国等宣传活动，为后来党在圭山地区发动反蒋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圭山革命武装根据地，创造了积极的前提条件。

1946年6月，何现龙把张冲送给他的2挺机枪、30支步枪和1万余发子弹，秘密运到圭山区交给外公、毕绍昌、杨福安掌握，为发动圭山武装起义作较充分的准备，当时，我爷爷在任教的同时，作为乡干事也参加了机枪的秘密护送。

1947年初，作为圭山区政府主席的外公为大批党员安排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地下党组织先后在上蒲草、海邑、矣维哨、新海宜、野核桃树、普拉河、尾乍黑、麦地冲等建立了工作据点。

1948年1月，国民党当局对圭山区的革命活动有所察觉，密令外公查报，他回报圭山区没有共党分子可疑人员。2月5日，泸西县发生“旧城暴动”。毕恒光、黄仲先因积极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增援旧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路南县县长冷霖森密令外公立即协助县便衣警察追捕“共党要犯”毕恒光、黄仲先。外公不仅没有执行密令，而是迅速派人通知毕恒光和黄仲先进行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便衣警察赶到上蒲草村时，扑了个空。在外公的周旋和掩护下，党组织派到圭山区工作的人员，没有一个被拘捕。外公在毕恒光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对抗国民党的清剿行动，使国民党被迫放弃清剿行动，退守龟缩在路南县城。后来，黄仲先受何现龙指示，在上蒲草村组建了一个中队，准备编入主力部队。外公把何现龙交给他保管的1支手枪、10支步枪、2000余发子弹交给了黄仲先用于装备新组建的武装部队。

1949年1月，外公参与攻打路南堡子镇公所，围歼剿共匪首尹镕，并一度占领了堡子镇公所。2月10日，按照组织决定，成立“圭山区临时人民政府”，外公任主席。临时人民政府成立后，驻守在路南县城的国民党军第26军经常到圭山地区征兵抢粮，无恶不作。他带领圭山区民兵组织，支援“边纵”第2支队胜利第2大队，在南区与国民党军第26军激战两小时，迫使国民党军丢下被抓的青年和抢来的粮食，狼狈逃回路南县城据守。3月20日，外公带领圭山民兵组织参与在路南豆黑和戈衣黑的阻击战。21日，参与攻打路南县城的战斗，拆除了为镇压彝族农民起义而建立在县城中心的纪念碑。5月，外公在反霸斗争中因历史问题被清算，被撤销了圭山区临时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后在土改运动中被错判而镇压。 1985年，恢复“边纵”人员的政治名誉。

这就是我的外公和爷爷们的故事，虽然他们都不是党员，但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发展山区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发动反蒋武装起义，创建圭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支援“边纵”部队等方面都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故事一直激励着我的成长。

1989年我参加了工作，9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祖辈们的故事激励我不忘初心，鼎力前行，兢兢业业，认真履行着为人师表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