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从给农民自主权开始的，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取消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诸多限制，允许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生产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有序地流动就业。农村改革，纠正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瞎指挥”“大呼隆”和“大锅饭”等做法，把农民的手脚放开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因而非常见效。这是农村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是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我们在农村办任何事情、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承认和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而不能侵犯、更不能剥夺农民的自主权，否则就会在农民那里碰钉子。

给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利益问题。能不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看得见的利益，是能否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关键。邓小平同志讲：“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关系进行了改革，肯定了农民创造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同时，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按市场规则与农民打交道，因而激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是最讲实际的。有利于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政策，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谁能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拥护谁。可以说，物质利益不仅决定农民是否有积极性，也决定他们的政治取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之所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使农民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农民拥护的政策就不要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在农村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基本政策，包括：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放开农产品市场，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实行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等等。这些基本政策，符合执政为民的要求，符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强烈要求保持稳定不变。邓小平同志尊重农民的意愿，一直强调要保持农村基本政策稳定不变。他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邓小平同志关于保持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也是一贯的。稳定政策，才能保证农村改革沿着市场取向不断深化；稳定政策，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稳定政策，才能稳定人心，从根本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