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的大面积爆发，除了具有一般腐败发生的特点外，主要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即改革转型有关。

    从社会转型的层面看，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有着特殊的制约性前提。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从威权政府到民主政府这四种不同转型的一个结合，每种转型的速度并不是同步推进的，有快有慢，这造成适应于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被打碎，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或者还在用一套过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来管治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两者没有有效的对接，形成一个制度空白，从而使得腐败能够利用这种制度空白，大肆繁殖。

    鉴于腐败的危害，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一刻也没放松对官员腐败的警惕。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反腐模式，即纪委主导的，政府的行政监察、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相配合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一模式凸显了党的作用，但也使得建立法治渠道、加强司法机关作用的反腐建设显得不足。某种程度上，这是目前反腐陷入前述怪圈的一个因素。所以，要使反腐败取得实质成效，须重构反腐的治理路径，加强司法反腐的力量和建设。将目前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

    一是对“一把手”的权力要进行实质限制和制约。保障决策由集体出，使决策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提高党务和政务的透明度，以确保其最大限度地不被用于谋取个人私利;二是理顺监督体系，加强人大、舆论的监督及经济审查的力度。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一定要敢于充分地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职权，做实权力，任何一级官员的任命都要通过人大，并建立起对官员的质询制度。要逐渐放开对舆论的种种限制，包括从法律制度上保障记者的采访权，明确倡导新闻在反腐败领域无禁区;三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公共预算体制，建立预算民主。政府的职能越少，客观上腐败发生的几率也就较低。所以，要减少腐败的发生特别是公共领域的腐败现象，前提是转变政府职能，并改革和建设公共财政。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较好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要介入，不要“越位”;对满足社会需要而必须进行的社会管理和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则要更加重视，不能“缺位”。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对于纯公共服务部门，必须保障其有用于服务的资金，以免它们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用手中权力去谋取利益。同时，建立起预算民主，即在整个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过程体现人民的参与和决定权，将预算管理监督各环节全部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做到公开和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