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家乡广安的10年读书生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从此，一生对文史典籍兴趣浓厚。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的刘复之回忆说：邓小平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渡江战役，渡江前让部队在巢湖昼夜进行演习，他说这么做是鉴于三国时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个亏。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1月5日，邓小平谈到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问题时借古喻今地指出：“稳定起来，对平叛也有好处。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从战争到建设，邓小平古为今用，贯通娴熟。

　　阅读文史古书，是邓小平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离开北京到江西，他的主要行李就是装满了书的几个大木箱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1970年的一天，身在江西一隅的邓小平看到报纸上登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时，他立即找江西省委有关人士代购这批书籍。当他接到全套共11本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时，显得非常高兴。女儿毛毛谈到父母亲在江西的读书生活时说：“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也许正是在这段离群索居的读书岁月里，邓小平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构想。

　　邓小平注重以史育人。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针对中国为什么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历史，就容易受蒙蔽，盲目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由此，邓小平郑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摘自2012年4月《湘潮》 王香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