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中有进，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整体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尽管经济增幅回落，但经济运行整体趋好。特别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主要指标来看，积极因素不断积蓄，经济运行筑底企稳，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2012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保持在预期范围之内。特别是10月份以后，多项指标向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进一步巩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落地明显加快，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1.26%。农业生产形势喜人，粮食产量历史性地实现“九连增”。规模以上工业利润9月首度终止了3月以来的亏损势头后，11月实现增长10.1%。物价上涨明显放缓，居民消费价格继续探底，11月份上涨2.0%。全国财政收入在8月份达到低点后持续回升，11月实现了21.9%的增长。

　　一些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向好迹象。2012年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强势回暖至106.1，为2011年6月以来最高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自8月出现49.2%的报警信号以来，3个月持续攀升，11月达50.6%，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应该看到，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并不是在政府强力刺激下出现的，表明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在增强。

　　结构性变化逐渐显现。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多年期盼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在2012年出现了好兆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55%，超过投资50%的贡献率。内需特别是消费发挥重要支撑作用，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9%，为2012年4月以来的新高。三次产业比例趋向优化，前三季度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3.8%，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主要污染物减排均好于2011年。全国信贷结构得到改善，三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最快，达20.7%。就业形势稳定，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123万人。

　　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大背景下，各项改革有序推进。农村改革继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到户工作基本完成。截至2012年11月份，出台了42项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取消和调整了314项行政审批项目。不断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顺利实施了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有序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入推进。

　　保障改善民生力度加大。2012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同比分别实际增长9.8%和12.3%，快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11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实现制度全覆盖，基本医保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得到较好的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扩大。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力度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截至2012年10月底基本建成505万套，新开工722万套。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

　　当前的经济运行形势是内外多重因素综合发酵演进的结果。2010年以来的新一波调整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周期波动，既反映了内外需求变化、库存调整等短期因素影响，又预示了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长期趋势。这次调整既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用地难、招工难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实行房地产市场调控、控制高耗能行业投资，以及严格控制地方融资平台增量等主动调控政策的影响。这次调整既受欧美市场萎缩、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动荡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经济调整需要“补课”的内在合理性。总体判断，当前的增长速度处于一个合理区间，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化趋势相吻合。

　　二、正视困难，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

　　经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机遇、有波折，也有挑战和风险，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不少棘手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减弱，新的增长动力还在形成。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外需和投资。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外需作用减弱，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未受太大影响。随着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复合并发，全球需求低迷，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迅速减退。投资属于引致性需求，从经济发展规律看，难以长期持续高增长。显然，经济增长愈来愈依靠消费。在最终消费率处于低位的情况下，要骤然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不现实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还需要时间，迫切需要打造新的增长点。当前，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服务业比重偏低、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

　　二是低成本优势逐渐消退，新的优势有待形成。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加大，长期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一些国家的发展轨迹表明，当低成本优势难以持续又不能实现产业升级，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进行低成本竞争，又不能与高收入国家在高端产业上竞争，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开这个陷阱，惟有创新。通过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一方面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延长价值链，提升附加值；另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可持续。随着“人口红利”的日渐减少，提升人口的质量红利迫在眉睫。大力开发培育人力资源，改进人力资本管理体制，是我国新的优势所在。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明显制约了我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步伐。这些挑战要求我们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加快科技创新，尽快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三是现有改革“红利”已较充分释放，综合配套改革亟待加快推进。改革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容易改的都已改革；难改的，成为当前及今后改革的硬骨头。改革难度加大，同时也表明，妨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性约束难以解除。例如，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行政性配置资源特征明显；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乏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科技、教育体制长期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特征，与当前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如此等等。我国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复杂性和难度都比过去增大了，改革面临着种种风险，但若不改革，则风险更大。改革没有回头路，面对挑战只能奋力向前。

　　四是财政收入高速增长难以再现，财政支出压力与日俱增。财政收入增长机制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则以更快速度增长；而一旦经济增长回落，财政收入增长则以更大幅度下滑。我国经济减速，转入中高速度增长时期，财政收入增幅加速回落。比如，2012年前三季度同比GDP回落2个点，而财政收入回落18.6个点。与此同时，以“营改增”为核心的结构性减税，直接减少了当期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增幅回落相映照，财政支出却在高速增长。群众对民生改善的期盼，政府对民生的高度定位，都预示着财政支出增长的刚性在整体增强。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社会性支出以及生态环保、三农、新型战略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还要加大。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风险可能扩大，政府调控余地势必缩小。

　　五是外需低迷将是常态，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亚洲生产、美欧消费、中东等国提供资源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度转型调整。我国“入世”带来的贸易优势已经充分释放。面临国际贸易新格局，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等干扰因素明显增强。即使全球经济复苏，出口亦很难恢复本世纪初的高增长状态。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简单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依靠投资的传统机遇逐渐消逝，新的形势倒逼我们必须走扩大内需、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子。

　　当前，我国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我们相信，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定能凝聚改革共识，动员全社会力量，化挑战为机遇。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当前7%—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合适的，既能给结构调整适度压力，又能为企业转型提供空间，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三、稳中求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战略部署，必须以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以改革创新的责任勇气，以不确定性的风险思维，努力转化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与制度基础。

　　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国民经济“停车检修”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不能为调结构而调结构。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结构的调整优化，而且，也只有通过经济增长，结构才能调整。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调结构的一个必要条件。稳增长，就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

　　但也要充分认识，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长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在不断优化与升级结构中实现增长。转方式、调结构是当前经济政策主要的目标和任务。从当前的经济工作排序来看，应是调结构第一，稳增长第二。一切为了结构优化升级，稳增长是支撑条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当前要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其实，从长期来观察，两者并不矛盾。调结构是为了今后的稳增长，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稳了今天，可能稳不了明天；而稳增长是为加快调结构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持结构调整所需的一定压力，同时又防止经济过度回落而使结构调整的代价太大。如果把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弄颠倒了，则会使结构性矛盾累积起来，势必会使将来的发展面临巨大风险，甚至演变为经济危机，那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正确处理稳定物价与扩大有效供给的关系。稳定物价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过快的物价上涨，不仅会使经济失序，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因此，面对当前物价可能回升的趋势，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

　　从短期看，稳定物价的主要方式是控制社会总需求，主要的手段是货币政策。但若过度追求稳定物价的目标，则可能使货币政策长期处于紧缩状态，可能伤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扩大有效供给。

　　从长期看，稳定物价的主要方式是扩大有效供给，只有供大于求，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基本匹配，物价才能真正稳定。过紧的货币政策固然会降低物价水平，而同时也会降低有效供给。若是有效供给的降速快于总需求，则结果将会适得其反。扩大有效供给是稳定物价的长期取向。

　　从经济发展史看，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在物价完全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几无可能。这就是说，确定恰当的、社会可承受的物价水平控制目标，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以及对未来所产生的风险影响。

　　近两年的物价上涨主要由食品价格推动，特别是蔬菜、猪肉和食用油，更是消费物价上涨的主力。显然，这主要不是货币供应的问题，而是食品生产供应不足所致。要化解由于食品价格为主引发的消费物价上升，调整增产比较利益的制度设计才是关键。

　　正确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离不开宏观调控。在抑制经济波动方面，宏观调控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宏观调控有利于为各项改革的推进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但宏观调控替代不了改革。没有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要求的体制机制，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宏观调控将失去必要的效率保障，也将不胜应付。从根本上讲，深化改革有利于为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从而使宏观调控更加有效。

　　当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点。没有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健全的要素市场、一视同仁的市场准入，就难以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增长，无法推进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不失时机推进改革，尤其在价格、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体制与制度保障，是比宏观调控更具根本性的事情，对于防范经济发展风险也更有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且要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比如，“十二五”期间，应建立市场形成并发现价格的机制、竞争性领域的市场配置资源制度、公平公正的产业准入政策体系等，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彰显市场经济的基本标识，以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可靠的体制保障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