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探索“两新”组织党建的思考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王长江

我们党当前的最大特点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政治，简单地说，就是在老百姓和公共权力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这是民主政治的出发点。老百姓是主人，公共权力归他们所有。因此，公共权力应该为民众所掌握，为老百姓服务。

“两新”组织如何在这个转变中进一步探索党的建设工作？这里，我阐述三个观点。

一 、“两新”组织织建的本质是党组织的转型

在思考党的建设的时候，首先需要给党组织一个定位。我们这个党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听起来似乎已经是一个老的课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是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从这个角度说，在实践中，这是一个新的刚刚在破解的问题。

我们这个党有自身的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到底是什么，需要好好研究。过去总是强调我们党与别的党不一样，有很多优势，也有很多优点，有很多特殊性。这种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自己的特殊性把握得如何？这一点放在过去似乎不言而喻，今天看来，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而且，要真正把握自己的特殊性，就得和一般进行比较；在一般的背景下，才能反映出特殊性。

看看我们过去的研究，会发现，我们在讲自己特殊性的时候，其实缺少对一般规律的把握，有的只是对过去经验的描述。这种描述，在时代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有用，但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政党的作用就是在实践中把公共权力和老百姓连接起来。所以从它的原生态看，政党是为民主政治而生的。但是具体到我们党和苏共这样类型的党，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建党的目的，是要用政党这一组织的特性，团结民众，组织民众，推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在夺得了政权之后，民众成了主人，该由他们来当家做主了，政党就又回到了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的位置上。政党要做的事情是怎么帮助人民当家作主，怎么帮助人民来控制公共权力的运作，怎样使公共权力在运作中体现老百姓的意愿和诉求。这个回到应有位置的过程，就叫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两大转变。其中一个，就是从领导革命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个转变太大了。现在也正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正因为处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思考问题的方式还带有过渡性，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革命党的思维来思考执政党的问题，很多问题恰恰由此而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两新”组织中的党的建设，我们也会发现这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基本上沿用的就是革命党的思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国家发展作为政治任务，制定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从中分解计划，最后计划落实。每个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党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完成这个计划服务的。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就是为了保障这个政治任务的完成。

今天，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我们发现，社会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政治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政党发展也有它自己的规律。政党介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改变这些规律，更不能违背这些规律，而是要遵循规律，按规律办事，因为规律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是国家的附属物，是国家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党组织在其中做工作，就是为了保证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大家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而齐心协力。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人的利益追求作为前提，允许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执政党、国家和政府只是对人们的行为做出规范，在规范许可的范围之内，人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包括追求财富的自由。这样一来，市场就有了自身的规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有了自身的规律。国家是要调动各部分自身的积极性。进一步说，有了这些积极性后，人们必然会产生各种意识，这些不同的意识相互激荡，最后沉淀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符合的文化。所有这些，都已经不是按照过去设想的那一套来运行。面对这种深刻变化，我们仍然要求在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

我们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是借着市场经济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市场和企业运营又有自身的规律，那么，党的建设也必须按照相应的要求来行事，这就是结论。当然，有人会说，既然企业有自己的运营规律，那就不应该有党组织的介入。国外的“五百强”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不也同样运行良好吗？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成了照搬。这似乎是在从规律上分析，其实不是。你要真从规律上分析，就应分析企业的运营规律，企业运营需要一些什么要素。比如说，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光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行不行？所有的企业都有法人治理结构，为什么有的企业垮了，有的企业却没有垮？企业之间是有竞争的。有的竞争力强，有的竞争力弱。竞争力从何而来？一开始是技术，是硬件，后来发现还有软件，硬软件相互配合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党组织应该到这一系列要素当中去找自身的位置。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才是对的。

这些年来，大家在这方面探索的比较多。我对上海“两新”组织党建的探索、对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探索都进行了一些调研，也召集过一些研讨会探讨这个问题。之所以对他们的探索比较认可，就是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找到了一个点，恰好就是根据企业发展所需来确定党的工作的地位，来确定党组织活动的地位。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两年，温州搞活力和谐企业，现在又探索在全国范围招聘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干部。这两件事情之间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关联，后者是前者的深化。活力和谐企业解决的是党组织在企业中干什么的问题。党组织进入企业，应该对企业的发展有用，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而不是挂上去就万事大吉了。顺着这个思路，他们想到党组织应该在其中起一种和谐协调的作用，不是单方面的利益，而是对各方利益起一种协调的作用。企业发展需要的不只是把各个利益都明晰化，更要考虑如何把各个利益协调在一起，减少它们的矛盾和摩擦，让它们相互之间能够糅合在一起，共同组成推动发展的力量。这样一来，就有了活力和谐企业的提法。

党组织要在活力和谐企业中起聚合作用。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能不能领会这种意图，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不能带动整个党组织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很大程度上要靠党员干部的能力。现在看来，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那么容易，于是如温州就把目光转向人才，人才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吸引能够把握这种思路的、有能力的人才，也作为企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到全国去寻找。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发展的轨迹。我想，企业党建，包括“两新”组织党建，只有这样去探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定位。

当然，这个定位和“全覆盖”的关系要处理好。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就是，我们党领导的是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党的活动要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党的领导作用，要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就必须按照它的规律去运行，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说，我们党正处于思维观念和体制机制的转变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思考今天“两新”组织党建的一个认识上的基础。

“两新”组织党建的本质是党组织的转型

二 、党组织转型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过去,我们党设计了一个政治目标，然后把所有的要素，包括党组织、基层组织、各级组织活动都组合到这样一个大目标中去。所以本身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发展的多元性。经济有经济自己的发展规律，文化有文化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有社会自己的发展规律，甚至是政治运行也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设计来运行，它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违反了这些规律，到时候就要吃亏，就要付出代价。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很显然，党的建设也不再按照既定目标规定每个部分的作用。党要在社会当中发挥作用，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去找自己的位置。这就把我们原来的观念一下子转变了。只有转变观念，各种类型的党组织才能够找到自己发展存空间。温州的例子，就体现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寻找位置的过程。他们的做法确实有思考，比较有效，比较符合发展的要求。这同把握准了方向有很大的关系。

社会组织同样如此。社会向前发展，市场经济向前发展，会催生社会组织，这是组织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人们终究会认识到，组织起来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利益意识的不断觉醒，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首先需要观念的转变。在现实中，这种观念转变还远未完成。有的时候，看上去观念好像转变了，实际上旧的观念还会冒出来。

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有四个字：支持，引导。一方面，应该给“两新”组织以更多的支持，给予帮助。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具体来说，这里面有两种做法。一是，对已经成立的组织要引导，条件成熟时在其中建立党组织。二是，在社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就介入进去。积极的办法，还是要加强引导，朝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希望的方向引导。

所以，这里面有许多观念问题，需要我们去转变。如果不转变观念，老是站在过去搞革命时形成的思维观念来看待问题，那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应始终把广大民众对掌权者的认可度放在首要位置。

三 、继续探索党连接社会和国家的方式

首先，应当把党的建设放在政党、社会、国家三者关系当中去考察。“两新”组织党建也好，还是其他各个领域的党建也好，都应如此。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是只看到两者，而看不到三者。我们从革命党走过来，很多时候不是把自己摆在社会和国家中间，而是要么把自己等同于老百姓，老是对公共权力抱一种质疑的心态。这完全是一种心态还未转变过来的体现；要么认为国家政权既是党取得的，就该由我们说了算，把政党和政府混为一谈。所以，处理与“两新”组织的关系中，要么就是社会中的一部分，然后斜着眼睛看国家；要么国家就是执政党的，就是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带着这么一种思维到“两新”组织中去组建党组织，党组织怎么定位就很难。应该说，我们这个组织是站在国家一边的，那么，当组织中的个体和国家发生矛盾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你如果站在同国家发生矛盾的个别人一边，是违反纪律，你这是下级组织违反党的政策。但是你站在党组织的一边的时候，有的老百姓可能会不理解你。我们经常把自己设置在这个“两难”选择的当中，实际上是三者的事情。不是说政党就等同于国家，当然也不是说政党就等同于社会，而政党应该是国家和社会中联结的一个桥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具体的形态，比如说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组织当中，也需要这种角色，把两者联结起来的这种角色。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位置性的思路，应该是经常考虑的。我们总是说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地位很不容易，其实就是总用老的两分法的选择，这是不行的。你若站在工人一边和业主作对，也是很难的，业主不喜欢你，找个理由把你辞退了。如果站在国家一边，业主发展一边，那就会和工人利益发生冲突，工人如果不信任你党组织，那你建了也没有用。它总是处在“两难”的境地当中。我想，超越两者，从三者的关系中去做一个考察更加符合政党的本意，这是一个角度。

其二，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思考“两新”组织的党建。我们时代的最大变化是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科技革命的推动，它使得这个社会利益多元化，阶层不是说简单的分成两大阶级，或简单的分成四大阶级，它是像我们说的阶层、阶级之间相互交错，相互的边界不清晰，成为一大坨。在成为一大坨的情况下，它跟过去的政党是不一样的，过去的政党我们可以一锤定音，我站哪儿，我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那剥削阶级就是我的死对头；如果你站在统治阶级一边，那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就是你的对头了，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的政治是利益政治，它是阶级政治，你的一个观点，它肯定背后就是阶级性、是立场，看的很清楚。那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处在问题的边界上，你根本理不清它到底是哪个的，甚至是相互共同的、经常的问题，就具体问题谈问题，它成了一种问题的政治，而且问题经常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成为生活化的政治。那么今天的政治成为一种问题政治，成为一种资格化的政治的时候，我们这个政党，包括在比赛中间取一种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党组织就要开展活动。因为我们是政治组织，政治就得告诉大家，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应当把这种阶级的政治和生活的政治，这种脉络好好的梳理一下，也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要把所有的东西过多的政治化，这是在“两新”组织中党的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面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如何引导，这个问题要深入的思考一下。第一，民间组织，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和党组织形式之间越来越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为获得支持，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确实需要组织化，但并不一定要把它组织到党里面来，如果都组织到党里面来，那政治化色彩就太浓了。在西方，有一些边缘的组织，所以它的政党周围都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它靠着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来巩固它的执政基础。这一条应该说也是一个思路。你看到，西方非政府组织变成这样一种方式，你会发现实际上它有这样的优势，能够保障使自己的支持者组织化。建立政党的主要目的就是组织化，你看，组织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们又能大大降低执政的风险，因为它集聚了民间组织，你的外围组织，那么，有个人一旦出问题，那个民间组织就马上首当其冲。比如说，一个人偷税漏税，这个行业协会就出来了，说“是我这个行业协会没有管好，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这里缺乏这样的安排，往往是直接面对矛盾，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组织形态，给人们提供了组织学的依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一方面搞一点创新，可能这也是我们思考“两新”组织党的建设目标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两新”组织党的建设，特别是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建设，不是说非要把党组织放进去，这才是党的建设，非要发展其中的党员，这才是党的建设。那么，能不能换个思路，组织本身的发展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以为至少是可以这样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