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论官阶职级，村官离“七品”也差得远去了。可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现如今则是“官不在大，有权则灵”，“小老鼠”有了权力也能成“精”，也是大祸害。

据《人民日报》3月21日报道，19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白云区明星村党支部书记梁锡全等5人、东华村村委会主任周本财等23人涉嫌受贿案件进行了一审宣判。据检察机关通报，2012年，广州市查办的村支书、村主任、经济社社长和村财务人员共占到查办总人数的48.4%，部分地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不幸滑落为涉农职务犯罪高发群体。

毫无疑问，“村官”职务犯罪虽然不属于“老虎”之类，也难以纳入“苍蝇”之流，只能算是“蚂蚁”之辈，但其手中掌控的资源完全可以把他们塑造成为“巨贪”，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侵害是最直接的，是百姓最痛恨的，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主要导火线，其危害并不比“老虎”“苍蝇”差半分半厘。

那么，为什么“村官”职务犯罪会多发频发，且以窝案串案居多呢？广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梁宏认为，首先源自村务公开和村务监督形同虚设，使村干部有恃无恐，集体自肥；其次，村干部法治观念淡薄，对于何为贪污受贿似乎没有明确的概念，更没有去想过受贿要坐牢，因而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特别是“法不责众”观念的流行和侥幸心理的存在，使涉农职务犯罪由过去的单打独斗向如今的窝案串案转变，给基层反腐增加了难度。

由此观之，“村官”是农村小康建设的“领头雁”，如果村官把权力作为牟利的工具，党的惠农政策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法治教育和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将村干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筑牢我们党拒腐防变阵线的重要一环，不仅任重道远，而且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广州29名村官因“碉堡式受贿”领刑，再次敲响“官不在大，廉洁则灵”的警钟。在“村官”任职过程中，党政部门如果能够及时给他们打“防疫针”，敲“警示钟”，设“高压线”、筑“防火墙”，给他们套上一道有形的“紧箍咒”，教育和警示他们要用好权、尽好责，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减少“村官”向腐败质变的概率。这既是对村干部的一种爱护，更是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

所以，我们必须对“村官”加强经常性教育，强化“不想犯”的意识；加强规范约束，完善“不能犯”的机制；强化组织监督，落实“不敢犯”的制约；重视预防机制，形成“不会犯”的网络。唯此，才能让腐败远离农村，远离“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