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日前，市委宣传部、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社科联联合举办了“首都理论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首都高校、社科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研讨。本版为发言摘登。

　　凝聚推进改革的共识

　　郭建宁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路线图，中国将掀起新一轮的改革热潮。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35年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明显的特征是渐进式改革，表现为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外围后核心，先试验后推广，先易后难。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减少阻力，容易起步与成功，避免巨大动荡与风险，逐步积累经验。但是也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当前，对改革的争论在增加，改革的代价、成本、难度在增大，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积累的社会矛盾凸显。三中全会就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就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比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面十分广泛，是一个系统和整体。比如“三个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内容也很丰富，是一个系统和整体，需要相互促进，全面推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理论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

　　韩庆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我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主要体会。

　　从第一个节点来看，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以后，就开始着手思考改革的议题。第二个节点，当选总书记以后，考察的第一站是深圳，即改革的前沿阵地。第三个节点，在三中全会召开前，政治局常委非常密集地对改革发声，其力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所以《决定》实际上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年来所有工作的总结、提升和升华。

　　当今改革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在攻坚区、深水区、啃硬骨头、涉险滩的阶段。这和1978年的改革比较，力度、广度、深度都不大一样了。1978年主要是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稳定的问题不是很突出。但今天的改革，不仅要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还要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当今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决定》讲指导思想的时候，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与稳定和谐有关。另外，1978年定的改革目标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次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决定》把一切大的问题都纳入到改革的框架中思考。比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放在改革框架中思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体系也是在这个框架中思考，“两个百年目标”也是在这个框架中思考，实现中国梦也是在这个框架中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改革的问题具有统领性。

　　《决定》中回答了为什么改革，改革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特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等。改革理论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化的特色。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改革文化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长远影响

　　文魁

　　通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对改革的理论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改革初期对改革的界定，其内涵大大提升。

　　全会高度评价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从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可以感到“改革”两个字的分量。如：改革开放是新时代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最鲜明的旗帜、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意味深长地指出：“35年来，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已成为人民共识、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改革文化，改革文化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长远影响。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这揭示了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真谛和本质。改革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就把革命、建设、改革统一起来，使改革具有了更广泛的适用性和普遍意义。

　　把视野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从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看，改革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长远意义，即使2020年完成深化改革的既定任务后，也必须长期坚持。

　　（作者为市社科联副主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活力迸发、财富涌现和成果共享相辅相成

　　赖德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决定》通篇都是围绕着活力如何迸发、财富如何涌现和成果如何共享而展开的，这当中下面三点十分重要。

　　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次《决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微观主体的自主性，赋予企业和个人自由的决策权和选择权。这就是《决定》所说的，要尽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第二，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决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为要素活力的迸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决定》提到要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其实他们的背后都是人，分别是普通劳动者、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投资者。因此，活力迸发实质上是要使人的活力迸发。实行员工持股，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意味着将有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科技创新有更高更稳定的经济回报，这对人的创新潜能的激发，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三，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素活力迸发所带来的成果并不会自动地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要改革发展成果考评体系，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实现无水分的增长。要以人为本，更多地考虑经济增长中的就业质量、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人民健康，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财权与事权匹配是治理能力的支撑

　　赵锡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财税改革也是围绕改革总目标进行的。改革总目标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财税改革是具体落实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决定》提出，财税改革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共享的事权，怎样区分好这些事权，同时给这些事权充分的资源，让事权主体行使好这些事权，这就是治理体系当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

　　具体来说：第一、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统一的市场管理，要做好这些事情，财政就要有足够能力来支持，所以后面的预算、税收相应都要做改革和调整。第二、区域性的公共事务中作为地方事权有哪些？怎样来做？就需要明确地方的职责范围，明确它的财权。第三、还有一些共同的事权，部分的社会保障，跨区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和维护，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权的明确是治理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决定》对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的事权，明确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中央有些事权委托地方承担，中央要给地方财政支持，这就是转移支付。另一种，中央可能要承担一部分地方的事权，某些区域性共同要解决的问题要由中央承担，这也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

　　事权的划分与相应财权的配置在《决定》中非常明确，这是将来我们的治理能力提升，形成比较好的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因为，科学的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将会避免地方职责不清，责权不明确，财权不明确的情形。现在，有些地方为了发展自己，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过度使用资源，不顾环境约束搞开发，不顾财力约束过度发债，导致地方政府负债过高，同时，各个地区之间出现互相竞争和攀比情况。《决定》的实施，必将有力地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组织实施

　　陈之昌

　　35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创新、发展的步伐，北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力度，组建了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化了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增强了市属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深化了农村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了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

　　经过35年的艰辛探索和持续发展，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涉险滩、破瓶颈、打破利益固化格局的事情很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尖锐复杂。

　　如何把握首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家发展大势和区域协调发展着眼，在更大尺度上谋篇布局；如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13亿人口的大国首都，从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首都两方面来审视首都的工作，尽职尽责地实现首都的新发展,是首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

　　当务之急，就是按照市委的要求，围绕新时期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围绕群众期盼、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科技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卫生改革、公共服务、城市化、区域协调发展、人口调控、破解首都发展“城市病”等，提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办法措施，抓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的组织实施。

　　（作者为市社科联副主席、《前线》杂志社社长）

　　抓住了军队改革的“牛鼻子”

　　夏兴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更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就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部署，这集中体现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国家总体改革中的极端重要性，也反映了新形势下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紧迫性。

　　贯彻落实《决定》精神，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首先要突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这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统领。国防和军队改革，无论形势多么严峻，任务多么繁重，困难多么复杂，只要紧紧扭住这个总目标，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其次要聚焦体制编制、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三个重点，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决定》把深化军队体制编制改革作为军队改革的首要任务，抓住了军队改革的“牛鼻子”。结构出战斗力，科学的体制编制，历来是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决定》要求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提出“三个健全”，阐明了军队改革与国家改革相衔接、与军队实际相适应的改革路径，必将为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决定》强调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突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丰富了军民融合发展的内涵，拓展了军民融合发展的广阔路径。

　　再次要强化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增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信心、责任和勇气。与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相比，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必须以坚定的信心、高度的责任感和无往不胜的勇气，积极推进和实施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作者为国防大学原教育长、少将、教授）

　　用新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丁元竹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反映了我们党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

　　就世界范围而言，“治理”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组织治理，也拓展到问题治理，不仅拓展到地方和国内问题的治理，还拓展到全球问题治理。从各国经验看，治理是一门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治理是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策如何做出，居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治理不仅决定走向哪里，而且也决定谁应当参与决策和以什么样的资格参与。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如何决策？如何引导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曲折，避免危机？这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它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它们如何连接居民的活动。社会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社会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鼓励社会各个方面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在全球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严峻危机时有发生的形势下，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避免社会治理危机或通过社会治理避免危机，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非营利部门领导人共同面临的课题。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通过社会治理提高组织效率、避免组织危机，保持组织、国家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和全面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的基本趋势。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文化体制创新也要

　　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齐勇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很强的实践特色，针对性很强。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来看，《决定》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命题，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这四个方面的命题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一脉相承，但是又有新的进展。《决定》是总体性的文件，核心仍然是围绕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要发展，就必须从以前封闭性的状态中走出来，经过这么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其他领域一样，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是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

　　《决定》在这方面紧紧围绕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决定》明确要进一步降低资本进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控股形式参与传统影视剧的制作、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的小微企业发展；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如何在股份制改造中始终保持国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坚持正确的内容导向和经营方向，明确提出可以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这都是突破性的提法。

　　按照《决定》的精神，进一步把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理顺，可以进一步为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创造条件，长远来看也为我们构建现代化的制度文明，加强对经济文化社会的治理能力创造条件。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