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期，根据中央和省委决策，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区）在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同时，在部分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直接过渡”（简称“直过”）到社会主义的方针。

一、“直过”前的社会概况

西双版纳布朗山、西定、基诺山、瑶区等山区分别聚居着哈尼、布朗、拉祜、基诺、瑶等10多种民族，共约9.55万人。解放前，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学校教育几乎是空白。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民族领（地）主统治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食不果腹。1950年2月，西双版纳全境解放，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歧视遗留下的民族隔阂仍一下子未能消除；被赶跑的残匪在境外盘踞，不时进行窜扰。针对此情党提出了“团结对敌”的政策。

首先是部队向边沿推进。部队发扬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传统，做好事、交朋友。同时，党和政府组织各种慰问团（队）前往慰问。召开上层会和群众大会，登门问寒问暖，向各族人民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团结生产，爱国对敌”，并赠送救济款和慰问物资。

通过团结爱国对敌教育，各族人民有了当家作主、实现民族平等的政治要求。根据民族政策实施纲要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属民族杂居区或分布在各坝之间的山区与坝区合并成立版纳；属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先后成立了区（自治区）人民政府或文化站。

二、根据特殊社会实际决定“直接过渡”的方针

1955年省委边委研究边疆各兄弟民族“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认为除需经和平协商方式完成土改的地区外，还有一部分经济更为落后的哈尼、布朗、基诺、瑶等民族，这些民族不必把土改当作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一）这类地区大片土地、山林为本族公有。存在共耕分种等各种形式的经济互助习惯。（二）这类地区整个说来封建经济未发展起来，最突出的问题是贫困落后，而不是阶级矛盾。（三）这类地区由于民族关系的特殊性，上层在本民族群众中有历史影响。（四）能在这些地区采取“直过”的决定性条件是有党的直接领导和政府的扶持。为此，党提出了“直过”方针。            

1955年12月，西边工委作出了“直接过渡”地区的规划意见（草案）。1956年4月，思茅地委阐述了 “直过”的方针、道路、步骤及方法，并提出：在党委直接领导下，组织综合性的工作队去开展工作。同年，西边工委“直接过渡办公室”成立。

三、“直过”方针的贯彻及初步成果

（一）创造“直过”条件。在“直过”方针指引下，开始了对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创造“直过”前提条件。中心是领导各族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在领导生产中团结教育改造上层，发动群众，培养劳动人民的骨干积极分子。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展互助合作，重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改坡地为梯田，开荒坝为水田，逐步固定耕地”，以粮食作物为主，积极发展经济作物。此间，生产与互助合作互相促进。1956年上半年，在互助组基础上试办了一个初级社。1956年10月止，全“直过”区有12个常年互助组、54个季节性互助组。

（二）“直过”工作的全面铺开。1957年省委边委召开了全省“直过”地区会议，决定加强领导，提出全面发展生产为互助合作创造条件，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工作。西边工委于同年4月抽调大批干部与工作队开展了农业大丰收运动。对薄弱地区加强领导，团结教育改造上层，发动群众，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大量发展互助组，试办合作社，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解决一些封建的和落后的因素。开始时，上层对工作队上山的来意和对这些地区采取的政策不甚了解，因而产生了顾虑，怕也进行土改而阻止工作队与群众接触。于是，工作队就反复向头人和群众宣传政策，解除各方面的疑虑，领导各族人民迅速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

由于党的领导和政府扶持，“直过区”1957年增加了粮食和经济作物下种数并获丰收。粮食总产417.61万斤，人均429斤。同年，全“直过区”在合作生产影响下，自发建立常年互助组127个、季节性变工组169个、生产小组34个、常年组724户，占“直过区”户数的4.02%。1956年建立的6个初级社经一年多的工作，都巩固了下来。第二年新建的5个社在老社示范下，大部分都增了产。

整个生产运动过程也是团结教育改造民族上层和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广大群众中着重进行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团结教育。通过发展生产培养大批劳动人民的积极分子和民族干部。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同时也做好上层工作，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和进行解放前后的对比教育，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对影响大的上层，在政治上作了妥善安排，有的被安排为州、版纳等领导，有的被安排为省人大代表和省、州政协委员。除政治上安置外，每月还发给津贴、补助费；对一般上层，有的安置为乡政府或乡爱国生产委员会负责人，对生产生活困难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政治上、生活上的关心，对上层的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直过区”中心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财贸、文卫工作也有了加强。提倡干部是工作队员，又是生产员、保卫员和卫生员。先后建立了各种机构并开展工作。如营业所组织贷放员下乡贷放。区级成立卫生所，重点乡有卫生组，走村串寨，免费为群众看病。商业供销一切为生产服务，保证了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电影放映队深入山区，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至1958年，已开办各种小学20所，各族学生1180人。

四、“直过区”在曲折中前进

1958年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直过区”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搞了大跃进、“民主补课”。布置一律实现公社化，由初级社、互助组甚至单干户一跃成了高级社或公社。“左”倾指导造成了边民外迁与三年生产大滑坡，边疆处于紧张动荡局面。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情况得到扭转。1962年粮食生产开始回升，经济、文化有了恢复和发展，外迁人员不断回归，“直过区”社会日趋稳定。

五、“直过”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地区又有较快发展，部分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有的村民请进了收录机、电视机和缝纫机。历史上靠刻木记事的哈尼、基诺等民族，有自己的大学生。当然，直过区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不少地方差距还在拉大，需要不断扶贫攻坚，奋起直追。这些地区实现小康，任重道远。

“直接过渡”的成功与“和平协商土改”成功，在我州发展史上可谓“双璧生辉”。经过“直过”，使这些地区的各兄弟民族实现了跨世纪飞跃，跻身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列中。“直过”培养的大批骨干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过”使党的边疆民族政策得以落实，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边疆稳定。“直过”成功是我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体现。“直过”办组、办社的经验教训，为后来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借鉴。